我童年是在一个偶然的因缘下出家，当时我是栖霞律学院里年龄最小的一个。有一天，我读到这么一句话：“僧伽应以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
少不更事的我，这时才知道出家人原来背负著如此神圣的使命，一时之间恍然大悟：我学佛修道还是嫌太迟了！如果我早一点来此，就可以养深积厚，早一点荷担如来家业。此后，每当早课讽诵〈楞严咒〉，唱到“愿将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时，我都在心中发愿：“我将来一定要将全部的身心奉献在弘法利生上。”
时至今日，我乐说不怠，也建立了各种佛教事业。在佛陀的加被下，我一生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为了达到“弘法利生”这个愿心，而力行实践。虽说是“愿不虚发”，但是早期弘法时所经历的艰辛困苦，却也鲜为人知。
五○年代的台湾不但物质生活不丰，更是一块缺乏正信佛法的沙漠，我立志要遍洒甘露法水于台湾各地，润泽群生。于是，我带著一批有志青年，以拓荒者的精神，四处弘法布教。举凡邻里、乡镇、街市、陋巷、庙口、戏院、海边、山地，皆有我们行脚的足迹。每到一处，我们亲自动手拉电线、装灯泡、安麦克风、排椅凳、张贴海报、招呼听众……，然后才登台讲演。尽管刚开始时，闻法者很少，我却从不气馁，因为只要有人愿意来听讲，就有人能受到法益。只是往往时间到了，台下一个人也没有，我照常开讲，过了很久，听众才姗姗来迟。后来，大家养成了守时的习惯，听众也越来越多，这时又出现了走动移位的现象，我总是以缄默来教育信众，这种对治方法不久便产生成效。
为了购置布教设备，我将平日微薄的红包供养花用殆尽，日中仅以一块面包果腹是常有的事。凡是不远的地方，我们便以单车代步，在风和日丽的时候，迎著夕阳，沐著晚风，倒也别有一番乐趣。不过有时碰上梅雨季节，或是寒流来袭，尤其是大台风天，在凄风苦雨的肆虐下跋山涉水，实在是备尝辛苦。然而看到听众逐渐由少而多，冒著风雨，闻法虔诚的态度，在感动之余，也忘了饥寒冻馁的难受。路程遥远的地方，则搭乘火车，沿途田园风光旖旎，令人陶醉其中。只是那时火车班次不多，我们经常为了赶火车而行色匆匆。后来，宜兰线火车站的站长被我们的弘法热忱所感动，往往等我们全都到齐了，才下令开车。
最令我难忘的是：每当布教圆满结束时，在信徒的欢送下，踏上归程，我们盛载满怀的温馨，走过阡陌田野，穿越树林山洞，以充满法喜的歌声，划破万籁俱寂的夜空，我们的心就像当头的皓月一般明净，我们的身有如掠过的微风一般轻盈。我们间或交换弘法心得，谈起化导顽民的富楼那，一股圣洁的使命感冉冉升起；说到为法丧身的目犍连时，又燃起了悲壮的情怀……，我们誓言以高僧大德为榜样，以续佛慧命为己志。一天，我福至心灵，将这种景象与心情描绘在诗篇上，请人谱曲，这就是后来我们在弘法归途中常常高吟的“弘法者之歌”。
最令我安慰的是：当年跟随我忍饿受冻的年轻人在参与活动中茁壮成长，如今都有了美好的前途。而当时的辛苦播种，如今在各地都已绽开菩提花果，则是我一生中最丰硕的收获。
多年来，只要有地方需要佛法，有人邀请我去，再远再忙，即使牺牲吃饭、睡觉的时间，我都欣然答应。记得有一次，到南投鱼池乡布教，夜宿农舍，因为卧处与尿桶为伍，臭气难闻，无法入眠，只得央求同行的煮云法师为我说故事。后来，为了不负他的辛劳，我将这则故事写成了《玉琳国师》，风行一时，也算是弘法外的一桩趣谈美事。
那时，我虽然住在宜兰，却经常要到高雄讲经，每次坐火车，转公车，就要周折上一整天的时间，平日还得节衣缩食，凑足车资。有一回，查票员来验票，火车票却遍寻不获，身上又没有半毛钱，只得掏出一支新买还没用过的钢笔充当补票之款。我这样南北奔波达十余年之久，心中乐此不疲，我不畏舟车之苦，只怕没有人知道佛法的好处。直至今日，我已走遍了整个台湾，行迹还远及离岛，并且直迈国际州郡。曾听到有人调侃我，说我已经退位了，犹仍四处云游弘法，野心实在太大！其实，此言差矣！我虽然卸任住持，但是并没有不做“和尚”，出家人本来就应该有著“弘扬佛法遍天下，普渡众生满人间”的慈悲心肠，这不是“野心”，而是一种难行能行的“愿心”啊！
如今，我到各地说法，不必刻意宣传，听众自然蜂涌而至。过去，我唯恐人不来，现在却以人多为苦，因为我不忍心看到人们因为一票难求，而甘冒风吹日晒，早早伫立在门外，苦苦守候进场；我也不忍心目睹观众在场内挤得连站的位子都没有；我更不忍心看到那些有心闻法的善男信女因为会场容纳不下，或因稍微地迟到而被阻挡于门外。我曾一再请求有关主管通融，无奈碍于规定，而无法如愿。一九九二年，我到马来西亚东姑讲堂开示，场内爆满，有一千多名听众没有位置可坐，场外还有两千多人不得其门而入，有的拍门叫嚷：“让我们进去！难道我们的师父来此，都不让我们见一眼吗？”有的甚至走太平梯，以旁门左道的方式出奇致胜，进入会场。那种闻法的热忱直叫人感动难忘！
出家人忧道不忧贫，佛法上的安乐足以弥补生活上的困乏，人为的阻挠才是弘法上最大的考验。
回忆我在宜兰初次讲经时，警察不准我公开说法，禁止我播放佛教幻灯片，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你没有向有关单位呈报申请。”在雷音寺弘法时，也有一些外道居民在殿外喧嚣干扰；广播电台的佛学讲座录制好了，电视台的佛教节目制作完成了，却因为对方的负责人声称“限于目前当局政策，不希望富有宗教色彩的节目播出”，而临时遭到封杀的厄运；怀著满腔热情，想要到军中、监狱为三军将士及受刑男女作得度因缘，却被冷冷地拒绝，问他们：“为什么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以及耶稣教的牧师可以到这里传教，而佛教僧尼却被摒于门外？”他们答道：“因为出家人不宜进入说法。”再加追问：“同是布教师，为何有如此差别待遇”时，得到的只是更加冷漠的表情；台北师范学院(即今师大)请我讲演，海报都已经张贴出去，也无缘无故地被取消作罢；到公家机关礼堂说法，供奉佛像受到排斥……。我并不因此而自怜自艾，相反地，我愈挫愈勇，我据理力争，所谓：“为大事也，何惜生命！”
佛陀在因地修行时，曾被歌利王割截身体而毫无怨尤；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要效法诸佛菩萨为法忘躯的精神”我在心中不断自勉。
心中的悲愤尚未平抚，治安单位又前来调查，因为中央情报局接到黑函密告，说我：“言论可疑，恐有通敌之嫌。”我并不为此而愤世嫉俗，相反地，我学会了以平常心来应付这些纷至沓来的障碍与诽谤，“我要为佛教的千秋大业而奋斗不息，我要为万亿众生的慧命而努力不懈！”我如是自许。
果然，打击非难成了我的逆增上缘，我的坚持理想有了代价：如今各地警政首长亲自邀我至各个警察单位演说佛法；警官学校、警专学校、三军官校、宪兵学校等，我都曾作过佛学讲座。有一次，宜兰县议员在议会上讨论到当地寺庙殿宇修建得金碧辉煌时，都一致归功于我在当地二十年的弘法贡献；甚至我现在要著手创设大学，宜兰县当地政府也主动争取；广播电台、电视台争相请我录制节目，并且给予酬谢；军中、监狱不断寄发公文，向我请法；大专院校的讲演多得不计其数；情报治安单位也一再要求我能广开法筵，以端正社会风气；各县市长、各级首长，甚至参谋总长还颁发奖牌、奖状，以资鼓励；在国父纪念馆、中正文化中心的国家殿堂开大座，也极受礼遇配合。
我一生弘法无数，感到最难的是如何契理契机。最初，往往为了一篇讲稿，日夜揣摩听众心理；常常为了一句名相，反覆思惟其中深意，为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听懂受用，并且能将佛法妙谛运用在生活上，以作为现实人生的指南。
我从不卖弄玄虚，只是一心一意在宣扬佛法的真理，使佛法与世间的生活能够相印证。我经常思虑如何发挥佛教的时代性与前瞻性的功能，期能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为了契合信众的需求，使佛法能普及于社会各个阶层，我不但组织念佛会，还设立青年歌咏队、儿童星期学校、妇女法座会、金刚禅座会。为了助长说法效果，我利用板书、投影机、各种视听设备，乃至在大座讲经时，精心设计献供仪式，穿插各种佛教艺术节目。为了让社会人士重视佛教，我率先举办佛诞花车游行，并且多次举行环岛布教活动……。凡此种种创举都在当时引起不少保守人士的非议责难，我并不因此而裹足不前，相反地，我大力推动，我以为：只要佛法兴隆，何须计较个人荣辱得失？
我的择善固执终于有了明证：环顾今日的佛教界，当年反对我的同道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人间佛教、生活佛教的理念；各地的道场寺院也都不断地以各种活动来凝聚信众的力量；更有不少青年在这种因缘下随我学佛，现在都成了佛光山重要的职事干部。
我当初的用心良苦，斟酌思虑，促成了我对于佛法的融会贯通，更是我始料未及的收获。我走入群众，学会了观机逗教，士、农、工、商，老、弱、妇、孺，鳏、寡、孤、独，都是我说法的对象。我也曾远走中国内地，深入泰北边区，抵达香港越侨船民营房，为苦难同胞作得度因缘。
现在，我每天的行程被弘法的邀约排得满满的，我日日奔波忙碌，以车厢、飞机作为我的卧室和书房，我赶场弘法，由此地到彼地，由此国到彼国，甚至由此洲到彼洲，席不暇暖。我经常和衣而卧，一觉醒来，蒙眬之中，往往一时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我不以此为苦为累，自忖比起佛陀年高八十，犹不辞辛劳，在印度各地行脚弘化，我这一点苦实在不算什么。尤其，当我看到许多人在台下会意点头，甚至抚掌微笑，一切的劳顿全都化为无比的愿力；当我看见许多人因为听了我的讲演而皈依三宝时，心中更是为他们的新生而感到庆喜！
我曾经在火车上，遇见一位不认识的青年让位予我，他悄悄地对我说：“师父！我是您在某某监狱弘法时的皈依弟子。”我蒙受过不少礼遇招待，上自政府首长，下至社会大众，但这一次令我最为终生难忘。我也曾收到一份二百元的红包，上面写著：“供养师父：因听您讲演而改邪归正的弟子某某顶礼。”数目虽然微薄，意义却是深远重大。每每一场大型讲座后，感谢的信函即如雪片般飞来，其中，有失和的夫妻因此而破镜重圆者，有吵架的朋友因此而握手言欢者，有落第的考生因此而萌生希望者，有失业的青年因此而力图上进者，更有人因此而断除自杀念头……。来鸿中，赞美的诗词也不少，虽不尽然辞畅意顺，然而诚意却是十分感人。在海内外收到的纪念品，更是多得无法整理，还好我有喜舍结缘的性格，否则就是建一个大仓库，也无法全部容纳。
为了度众之需，三轮车、脚踏车、摩托车、木筏、竹排、轮船、汽艇、军舰、战车，乃至潜水艇、直升机，也都成了我的交通工具。虽是海陆空航道各异，然而承蒙三宝加被，法界任我遨游，岂不妙哉！
我不但自己乐于说法，也极力兴学，培养弘法人才。四十年来的度众生涯中，每得到一份供养，总是先用来建讲堂，盖教室；每领到一些稿费，也都悉数购买佛书典籍给青年学子阅读参考。我涓滴归公，从未想将丝毫用在自己身上。刚兴建佛光山时，徒众建议我买轿车代步，以便至各处讲说，我却买了一部巴士普利大众；目前我在世界各地讲演、皈依所收到的红包，也都捐献给当地的佛寺，作为发展道场之用。直到最近，念及佛光山建设佛教事业所费不赀，我才将外来出版厂商给我的版权收入，挪为自己平日的生活开销及车马费用，以减少常住的负担。
佛教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广被四海，文字般若的传递，功不可没。有识于此，我于来台之初，即致力于编辑杂志、撰文出书的文化事业。一九五九年，在三重埔设立佛教文化服务处，印行佛经。当时的经济十分拮据，编印人才也寥寥无几，但凭一股度众的热忱，我度过了捉襟见肘的窘困日子。记得有一次，我将编好的《人生杂志》连夜送到印刷厂，半夜醒来，饥肠辘辘，才想起自己一整天还没吃饭呢！又因为没有钱买稿纸，我常常拿别人丢弃的纸张背面做为涂鸦之用。直到现在，我依然是在年年亏损的情况下，兴办杂志、图书等文化事业，但我从无怨言，因为我深知：佛教的文化度众功能无远弗届，非金钱财富所能比拟。
此外，我还创设云水医院、老人精舍、育幼院、冬令救济等慈善事业，将佛教的爱心广泽于贫苦无依的老弱残疾。我曾多次发起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各地的救灾运动，而佛光山的创建，更带动了当地经济建设的繁荣，其本身就是一项利济众生的庞大事业，只是在这些方面，我甚少著意宣传。千百年来，佛寺道场在福国利民的工作上，何尝不是有多方面的贡献吗？
及至今日，我每至一处，只要见到一块空地，亟思如何来兴建寺院讲堂？只要认识一个人，总是尽力将他吸收作为佛教的一分子；只要看到一件好事，就迫不及待地广为宣传。这一切只是希望能将佛教的欢喜散播给一切众生。
过去常听到一些人说我：“好可惜哟！这么年轻就出家了。”对于这些言论，我深深不以为然。弃俗出家，弘法利生，是在做经世济民的伟大事业，怎么说可惜呢？我不但此生此世以出家为荣，我更发愿生生世世都要学习佛陀示教利喜的精神，来此娑婆，做一名“以弘法为家务，以利生为事业”的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