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也是最具中国特色、最富有生命力及创造性的佛教宗派。禅宗的形成，乃初创于四祖道信、完成于五祖弘忍、发展于惠能、神秀。　　从四祖道信到百丈怀海，师徒衣钵相传，经几代高僧的努力，不仅完成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而且把禅宗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里程碑。本文拟就禅宗“农禅并作”的形成与意义略表个人对此的认识，以就教于方家。

一 、“禅农并作”的历史轨迹

佛教徒兼业耕种，可追溯至汉代。相传东汉建安年间即已有之，其时普净禅师在荆州玉泉山(今湖北当阳县)结茅安居，过着亦禅亦耕的生活。而最早见于记载者如东晋僧人释道安，初入释门时即常“赍经入田，因息就览。”［1］又据《弘明集·释驳论》（四部丛刊本）载：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时就有人指责沙门“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故可推知当时寺院已拥有相当规模土地，且从事耕作的僧人亦当不在少数。南朝刘宋时来中国的沙门昙摩蜜多曾“植?千株，开园百亩。”［2］这只能属于佛教徒兼业耕种的性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禅农并作”，更未成为佛门规制。
　　“禅农并作”的前提是禅者的定居。此前仅是极少数僧人定居于佛寺，而绝大多数禅者是四方游走的苦行（头陀）僧，他们流行的修行方式是要么游走，或栖居于冢上、树下；要么就是独居净室结跏趺坐。此时既没有耕作的必要也没有这种可能。
　　如果说定居是“禅农并作”形成的前提，那么大规模地聚居则使“禅农并作”成为现实。这以禅宗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广聚徒众为主要标志。

《续高僧传道信传》称道信在双峰山时，僧众最兴盛时有五百多人，“诸州学道，无远不至”。道信收徒传法之时，适逢隋末战乱、兵燹频仍，唐初百废待兴，难民、流民四散奔逃，苦觅安生之所，致使双峰山人气骤涨。双峰山僧众数百人的衣食问题无疑是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故常忧如何“得一口食塞饥疮” ［3］的生存问题。因此，道信倡导坐作并重、农禅并举亦属必然。道信为使禅宗僧众由游方漂泊、衣食无着转向垦荒定居、自食其力，他不仅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实体——禅宗，而且客观上也为唐初的社会稳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道信的名言“得一口食塞饥疮”也折射出禅宗初创期筚路蓝缕的艰辛，并在以后的禅宗丛林中时时引起共鸣和回响。

弘忍作为道信指定的法嗣，不仅继承、发展了道信的禅法，而且在农禅并举方面也将道信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据《传法宝纪》记载，道信园寂之后，弘忍移锡东山（黄梅县东北），“既受付嘱，令望所归，裾履凑门，日增其倍，十余年间，道俗投学者，天下十八九。”。《楞伽师资记》也记载，“四方请益，九众师模，虚往实归，月逾千计”。可见居寺僧众之多，远过于道信时代。随着僧众人数的扩大，且禅寺又位于深山偏远之处，若无农业生产而仅靠乞食和信众的施舍显然是难以为生的，因此弘忍提出“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这使“禅农并作”得以形成。

弘忍去世后，其门下南北分途，北宗以神秀为代表弘化北方，但北宗在数传之后逐渐衰微无闻。南宗慧能特立独行，倡顿教禅法于南方，后由其徒神会北上传法、力挫北宗，渐取代北宗而成为禅宗的主流。其后，慧能弟子南岳怀让传马祖道一，马祖道一于唐开元、天宝年间在赣闽一带开辟丛林，以明快峻烈的禅风和“平常心是道”的禅学思想，创造性地弘传南宗禅法，形成洪州宗。马祖道一传百丈怀海，怀海居悬危之百丈山，地理环境险恶，而四方禅客“望影星奔”，“无远不至”，禅僧越聚越多，生存问题便成为迫在眉睫、无法回避的问题。百丈怀海以慈悲之心说：“见今日所依之命，依一颗米、一茎菜饷时，不得食饥死，不得水渴死，不得火寒死” 。［4］怀海毅然决然地下决心带领僧众从事普请劳作，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怀海规定“一日不作，一日不食”，［5］这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写入了怀海创立的《禅门规式》（又称“百丈清规”）中，并成为禅门不易的制度。

从道信的名言“得一口食塞饥疮”，到怀海创立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制度，我们可以看出：“禅农并作”不仅是禅宗参修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是一脉相承的禅宗理念。它的发展过程是个不断完善、补充的漫长过程，禅宗传至怀海，“禅农并作”已臻成熟，成为操作性很强的佛门“禅法”。

二、“禅农并作”的价值认同

印传佛教曾是宗教主流，印度佛教戒律中规定：“持净戒者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畜养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种植及诸财宝，皆当远离，如避火坑，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6］甚至《十诵律》、《梵网经》等诸本戒律对此都严加禁止。印度佛教的“戒律”不仅是推进佛教本土化的障碍，而且是执行“禅农并作”的最大阻力。怀海以革故鼎新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印度佛教的“戒律”进行了前无古人的变革。怀海的改革过程虽未见文字叙录，但在《古尊宿语录》中怀海与弟子的答问足有体现：

问：斩草伐木，掘地垦土，为有罪报相否？

师云：不得定言有罪，亦不得定言无罪。有罪无罪，事在当人。若贪染一切有无等法，有取舍心在，透三句不过，此人定言有罪。若透三句外，心如虚空，亦莫作虚空想，此人定言无罪。

又云：罪若作了，道不见有罪，无有是处。若不作罪，道有罪，亦无有是处。如律中本迷煞人及转相煞，尚不得煞罪。何况禅宗下相承，心如虚空，不停留一物，亦无虚空相，将罪何处安着？［7］

怀海折衷大小乘戒律而制“禅苑清规”，并成为僧众的生活信念和行为方式，使“禅农并作”建立在符合戒律和伦理的诠释之上。 “百丈清规”的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意义在于它从宗教伦理和善恶的本质意义上肯定了劳动的道德性和合律性，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中重视劳动、反对乞食和不劳而获的融合。正所谓“垦土诛茅、运薪汲水、竖拳竖指之类皆自性天真之道用也。”［8］从而也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怀海“行普请法”、“上下均力”，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劳作伦理观念贯穿于清规中，把持戒修行融合在农禅并作中。以“普请法”开展农禅劳动，做到自食其力，自给自足。“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要求每一个僧尼都要参加劳动和寺院建设，这即是禅门中的“普请”(俗称“出坡”)劳动原则，意思是普请大众，上下合力，共同劳动。“普请法”的实行是佛门现实伦理生活的开创以及佛门伦理观念的内容更新。任继愈先生认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从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上中国化。”［9］

《僧史略》卷上言：“共作者谓之普请”，普请法所展示的集体劳作伦理观念，与当时禅宗以劳动工作而自给自足的僧众生活方式相连，种种掘地垦土、耕作收获、伐木采薪等劳作与触类见道的信仰生活紧紧相配。农禅并作、信仰与生活的融合、伦理观念与劳作实践的结合，体现着禅宗的实践精神、入世风格。
　  怀海以其身体力行树立了农禅并作的伦理风范。《五灯会元》载：“师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曰：‘吾无德，争合劳于人？’既遍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流播寰宇矣。”［10］怀海以后，禅师们纷纷承继施行农禅并作的风范，黄檗开田、择菜，沩山摘茶、合酱、泥壁、石霜筛米，云严作鞋，临济栽松、锄地，仰山牧牛、开荒，洞山锄茶园，雪峰斫槽、蒸饭，云门担米，玄沙斫柴，凡此种种无不是这种价值认同的具体表现。这不仅使得中土禅宗呈现一派生产劳动与持戒修行融成一体的农禅并作的独特风光，也使得百丈规仪在禅门寺院中广为通行，“天下禅宗，如风偃草”，［11］甚至影响到现代僧众的[i][1]生活。

三、“禅农并作”的历史意义

“禅农并作”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形式成为禅宗丛林制度的“戒律”，是一次划时代的宗教革命。“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思想，这是对以前禅僧生活方式的重大改革，禅宗以后的独立发展无不受其影响。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行普请法，即所有的僧人都要劳动，上下均力，就是全山大众齐力劳役，甚至从事生产行为，叫做“作务”。表明出坡劳作，一视同仁，不分职务高低，都要出力。这就有别于传统的律制。禅门宗人自道信始已从事劳动，弘忍在道信门下，“常勤作役”，早上待人差遣，晚上坐禅；神秀见弘忍后，“决心苦节以樵(打柴)汲(打水)，自役而求其道”[12]；慧能初到弘忍处.亦曾到椿米房工作八个月。由此可见，怀海的“普请法”实继续前时禅门传统而定立。上述“二时均平”及“上下均力”的安排反映出禅宗的平等观。

怀海订立的清规，建立了中国的丛林制度，确立了中国佛教戒律的独特性走向：把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勤劳、节俭的美德与其禅修思想和行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农禅并重的禅修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主张枯寂地坐禅、奉戒苦行，而是要在活泼的生活中去“触类见道”，以入世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道德理想、解脱目标，即把佛门的伦理思想、修持规仪、解脱宗旨付诸于“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现实生活中。“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意义还在于它从宗教伦理和善恶的本质意义上肯定了劳动的道德性和合理性。

 “禅农并作”认为：劳动不仅是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更是作为触类见道、直指本心的修行方式，实质上即是从劳动中悟修行，以修行促劳动。把修行和农业劳动结合起来，不仅能砥砺心志，也是中国文化中的耕读传统在禅林中的体现。因此要求僧众通过劳动达到自给，反对乞食、供养的寄生式生活，这样才能从现实的劳动中悟到禅修的真谛，以及田园生活的艰辛、纯朴和快乐。

“禅农并作”给禅宗带来了很多积极结果。这种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给禅宗僧人带来了独立自主的人格精神和自由自在的心理体验。农事劳作根本上改变了禅宗的参禅方式和精神取向。以前寂坐观心的参悟方式，使僧众完全脱离社会现实、逃避社会现实。而“禅农并作”的禅修方式，使僧众能正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同时又具有精神超越意味的宗教生活。“禅农并作”使禅宗僧人有了亲近自然的机会，这不仅使他们的禅理禅机充满了生意盎然的自然美感，更为重要的是使他们由违背自然禁欲自残的生存方式转变为顺其自然健康丰满的生存方式。

历经“二武灭佛”（唐武宗、明武宗）以及安史之乱、宋徽宗和明世宗崇道抑佛的“法难”，禅宗并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不能不归功于“禅农并作”的丛林制度安排，它向世人昭示了禅宗具有的勃勃生机和顽强的生命力。。

从魏晋至隋，中国佛教一直受着印度佛教制度的影响，从盛唐以降，马祖和弟子百丈怀海最终确立丛林制度后，中国佛教制度和僧侣生活才算为之大变。所以说怀海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改革家，今天之所以有佛法流传，最大功臣莫过于马祖、怀海，正是他们师徒二人确立了丛林制度，建立了禅堂，设立了百丈清规。所以师徒二人的巨大贡献在禅宗发展史上可以担当起“不朽”两个字。

怀海高瞻远瞩、襟怀广阔的情怀，大胆革故鼎新的雄才大略， 是值得我们景仰和永远纪念的。